王水照：《司馬光全集》前言丨202307-80（总第2421期）
《司馬光全集》前言
十一世纪的北宋是中國歷史上人才井噴的時代，以歐陽修、司馬光、王安石、蘇軾爲代表的一批“百科全書式”的人物紛紛湧現。他們都是集官僚、學者、文人於一身的科舉士大夫，在政治、思想、文學諸方面都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恢弘格局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。這批新型的科舉士大夫既具時代共性，兼綜“文章之美，經術之富，政事之敏”（蘇軾《送章子平詩敘》），與前代單向性士人很不相同；同時又頗具鮮明個性，從稟賦性格、行事作派到政治理念、文化建樹都展現出豐富多姿的樣態，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各自獨特的貢獻和形象。其中司馬光就更多地以政治家和史學家而爲人所熟知，他是“舊黨”領袖，是史學名著《資治通鑑》的作者；此外，他在思想文化和文學藝術方面的創造也絶不遜色於同儕，同樣稱得上是出色的經學家、音韻學家、古文家、詩人、詩論家。他留下各類著作近二十種，廣涉四部，牢籠百氏；各類文章九百餘篇，詩歌一千二百多首，風格醇雅，卓然成家。他全方位的超邁貢獻，冠絶一代，彪炳史册，堪稱十一世紀中國的文化巨人。
司馬光（一〇一九——一〇八六），字君實，號迂夫，晚號迂叟，陝州夏縣（今屬山西）涑水鄉人，世稱涑水先生。司馬光的祖父炫、父親池都以進士入仕，司馬池甚至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。司馬光就是出身於這樣的仕宦之家，這對他的文化習得和性格養成，産生了重要影響。從人生履歷來看，他的一生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。第一階段是宋仁宗寶元元年（一〇三八）入仕前的學習期，主要是隨父遊宦光州、壽州、遂州、耀州、利州、京城各地，鑽研典籍，積累學養。受家庭的影響，司馬光養成了不喜華靡的生活作風、沉潛執著的處世性格，青少年時期所爲文章“文辭醇深，有西漢風”（蘇軾《司馬温公行狀》），已初露崢嶸。第二階段是入仕（一〇三八）後到宋神宗熙寧二年（一〇六九）王安石變法前，這是作爲官員的司馬光的成長和成熟期。仁宗朝初仕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公事，後歷大理評事、大理寺丞、國子監直講、館閣校勘，累遷并州通判、開封府推官，爲天章閣待制、起居舍人、知諫院。英宗朝進龍圖閣直學士，判吏部流内銓。神宗即位，擢爲翰林學士，除御史中丞，權知審官院。這樣的經歷，雖與其他高級官僚的成長歷程没有太大不同，但因爲際遇了歷史上著名的“王安石變法”，司馬光作爲反對派領袖的形象開始凸顯。第三階段是熙寧三年（一〇七〇）到元祐復出爲相卒於任上，這是司馬光長期遠離政治中心的時期，是他政治思想上的沉澱期和文化創造上的豐收期。先是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、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，後又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，長達十五年之久，這一時期他的主要精力即在編纂《資治通鑑》，該書凝聚了他畢生心血，也是其爲政思想和史學造詣的主要載體，奠定了他傑出史家的地位。
司馬光生前最讓人矚目的身份即是“舊黨”領袖。在對待王安石變法的態度上，他充分展現出“司馬牛”的堅韌與果決，“自議新法，始終言可行者，曾布也；言不可行者，司馬光也。餘皆前叛後附，或出或入”（《類苑》卷八），王安石的這一斷語斬截明瞭，基本符合事實。對於朝政利弊、時局消息，司馬光早已有自己的判斷。嘉祐六年（一〇六一）八月，他即以諫官身份向仁宗皇帝呈進了《保業》、《惜時》、《遠謀》、《重微》、《務實》五篇文章，合稱‘五規’，並撰《進五規狀》，認爲這五者“皆守邦之要道，當世之切務”，較爲系統地表達了對政局的看法。司馬光指出：“祖宗開業之艱難，國家致治之光美，難得而易失，不可以不慎，故作《保業》。隆平之基，因而安之者易爲功；頽壞之勢，從而救之者難爲力，故作《惜時》。道前定則不窮，事前定則不困。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，故作《遠謀》。燎原之火，生於熒熒；懐山之冰，漏於涓涓，故作《重微》。象龍不足以致雨，畫餅不足以療飢。華而不實，無益於治，故作《務實》。”此五者層層遞進，既指出當前國家面臨的問題，又提出了自己對這些問題解決之道的認識。尤其是在《惜時》篇談道：“凡守太平之業者，其術無它，如守巨室而已。……夫民者，國之堂基也；禮法者，柱石也；公卿者，棟梁也；百吏者，茨蓋也；將帥者，垣墉也；甲兵者，關鍵也。是六者，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。夫繼體之君，謹守祖宗之成法，苟不隳之以逸欲，敗之以讒諂，則世世相承，無有窮期。”這篇文章的關鍵字即是“守”。面對北宋建國八十餘年的基業，如何能坐穩守成，是司馬光的用心所在。在他看來，當下雖時局太平，然危機潛隱，重在謹慎地守好規矩，“禮法”是國家柱石，守住“祖宗之成法”纔能“世世相承，無有窮期”，獲得長治久安。他的這一治國思路與其思想底色密切相關。司馬光服膺儒學，推崇中和之道，維護傳統禮制，爲人爲政都很强調“誠”字，陳瓘所言“温公之學，主之以誠”（《宋元學案》卷八《涑水學案下》）總結得很到位。這就讓他在對待國家禮法制度上表現得謹小慎微，與王安石“天變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的豪邁宣言形成鮮明對比。他希望所進“五規”，能提醒皇帝在“守成”的基礎上有所作爲。
當然，這也並不是説司馬光完全反對革新舊弊。他在解析《易·繫辭》時即言：“法久必弊，爲民厭倦。變而民莫之知。聖人守道不守法，故能通變。”也就是説，只要守住儒家先王之“道”，具體的“法”是可以變的，而且也是必須變的。“法”隨時而動，要符合實際，得其所宜，所謂“事無常時，務在得宜；知宜而通，惟誼之功”（《潛虛·宜》）。司馬光認可這樣的因革觀，“因而能革，天道乃得；革而能因，天下乃馴。……因革乎因革，國家之矩笵也。矩笵之動，成敗之效也”（《法言集注·問道篇》），將繼承和革新的相輔相成看作國家治理的“矩範”。他的這些觀點都不只是停留在思想觀念層面，而是付諸言行的。比如對於北宋愈演愈烈的冗官冗費問題，司馬光就曾多次向皇帝進諫。嘉祐八年（一〇六三）七月，司馬光因對朝廷不問官職高下、親疏遠近，一例推恩的做法不滿，上奏：“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，故有此例。後來人主嗣位之初，大臣因循故事，不能革正。然以理推之，國家爵禄，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。今使此等無故受官，誠爲太濫。”（文集卷二六《論進賀表恩澤劄子》）熙寧元年（一〇六八）七月又上劄子云：“方今國用所以不足者，在於用度太奢，賞賜不節，宗室繁多，官職冗濫，軍旅不精。此五者，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，力救其弊，積以歲月，庶幾有效。”（文集卷三九《辭免裁減國用劄子》）對當時國家潛藏的危機，都分析得非常清楚，希望皇帝能够改變這一造成大量財物浪費的做法，並救濫官之失。諸如此類的革新建議，時見其文。因此，我們並不能簡單、籠統地給司馬光貼上‘守舊派’或‘頑固派’的標籤。誠如蒙文通所言：“宋之法不可以不變，而荆公之變尚未爲得，温公、蘇軾、韓、吕之流亦莫不主於變，乃計議之無當與荆公等，未可以遽爲優劣也。”（《北宋變法論稿》）當時各家都有一套自己的政治理念，都有要求變革的呼聲，只是在變什麽、變多少、如何變、誰來變等問題上取捨側重不同而已。而從變更舊制的幅度來看，與其説司馬光爲“保守派”，不如説王安石爲“激進派”更準確。
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寧元年對皇帝之問，呈上了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》。這篇文章在肯定仁宗政治的前提下，以卓越的膽識敏鋭地條陳了當時宋王朝所面臨的經濟、政治、社會諸多方面的問題，甚至認爲“天下無事，過於百年，雖曰人事，亦天助也”，把偶然性視爲宋朝百年無事的重要因素，而將制度人事之努力置於次要位置，這一看法實則體現出他對現實政治制度的否定。若與司馬光的“五規”相較，王安石的系統性改革無疑極爲迫切和徹底。王安石變法以“理財”和“整軍”爲兩大目標，全面重新擘畫了國家治理框架，並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執行落實。他的經濟思想，重在“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，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”（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》），也就是調動人們的勞動創造力，向自然界開發資源，創造財富，以達到“善理財者，民不加賦而國用饒”，將開源和節流相結合。司馬光則以爲“天地所生財貨百物，止有此數，不在民間，則在公家”（司馬光《温公手録·邇英奏對録》），認爲財富總量是不變的常數，更聚焦於財富的分配問題。這些根本性的思想矛盾，加劇了兩個人對時局判斷的分歧。在司馬光看來，王安石的變法“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，所得不能償其所亡，徒欲别出新意，以自爲功名耳”（文集卷六十《與王介甫書》），顯然已不是簡單的“變法”，而是“棄道”，而“棄先聖之道，違天下人之心，將以致治，不亦難乎”（同上）？這種棄道式的“變法”，司馬光自然是不能接受的。即使皇帝支持，他也無法接受。正是在王安石激進的作派刺激下，司馬光对待變法的態度也變得愈來愈堅定，愈來愈不容其異。
將司馬光、王安石和蘇軾對待“新法”的態度作一對比，適能見出三人各自爲政、爲人的思想特性。司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態度都是一以貫之而不肯退讓的，這就造成了他們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逐漸偏向意氣用事的一端，反倒是未曾位極人臣的蘇軾更能與時俱進、取其所宜。蘇軾早年在他的進策中針對“財之不豐，兵之不强，吏之不擇”等社會政治積弊，也嘗試提出了改革主張。等到王安石推行新政，他連續上呈了“萬言書”與《再論時政書》，公開提出反新法的政治綱領，即“結人心，厚風俗，存紀綱”。他把新法比爲“毒藥”，説“今日之政，小用則小敗，大用則大敗，若力行而不已，則亂亡隨之”，要求皇帝不要“求治太速，進人太鋭，聽言太廣”。及至元祐時期，司馬光等全面廢除新法，蘇軾又從某些新法的實際積極效果出發，反對司馬光所爲，成爲維護免役法陣營的代表。蘇軾態度的前後變化是他堅守“危言危行，獨立不回”的政治操守的結果，自然也有其思想的根源。荆公、温公、東坡三人都是以儒家思想爲基礎，從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的，但蘇軾顯然雜有縱横家的色彩，善於因時因勢而變，以求其所適；王安石偏於法家，他希望通過改變制度來達到實現政治理想的目的；司馬光則不然，他更看重人的因素，認爲“治在得人，不在變法”，“苟得其人，則無患法之不善；不得其人，雖有善法，失先後之施矣。故當急於求人，而緩於立法也”（《温公手録·邇英讀資治通鑑録》），只有得其人，纔可能有善法，也纔能行善法，强調人的關鍵作用，這一點堪稱堅守了儒家本色。總的來説，他們三人的政治主張和實踐，是個人稟賦才性在具體歷史語境下的結晶，其實際效果也各有所得、各有所失，難以截然軒輊；但三人都非謀一己私利，都具君子之德行操守，則是可以肯定的。
司馬光的政治思想直接影響了《資治通鑑》的編纂。這部二百九十四卷的史學巨製，將戰國至五代（公元前四〇三年—公元九五九年）一千三百六十餘年的歷史加以剪裁潤色、考訂編年，“博而得其要，簡而周其事”（《資治通鑑序》），達到了極高的造詣，乃我國編年體史書的不朽典範。此書是在“敘國家之興衰，著生民之休戚，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，以爲勸戒”（《資治通鑑》“魏文帝皇初二年”）的編纂思想指導下完成的，其現實政治意義不容忽視。《通鑑》以三家分晉開篇，司馬光議論道：“天子之職莫大於禮，禮莫大於分，分莫大於名。何謂禮？紀綱是也。何謂分？君臣是也。何謂名？公、侯、卿、大夫是也。”這一論述顯然藴含了作者對當時政局的判斷，尤其是對國家禮制綱紀的維護之意。在此後大量“臣光曰”中，對國家綱紀亦可謂三致意焉，與他在現實中的反變法姿態是相呼應的。我們當然没必要將此書的體例及其對史料的着墨剪裁，處處都看作具有現實的政治指向，但將其放置於司馬光因“新舊黨爭”而退居洛陽、遠離政治中心的歷史語境中去審視，仍是理解此書意涵不可或缺的維度。他的另一些史部著作，如《稽古録》、《涑水記聞》在史識史斷之外，也具有特别的史料價值，呈現出司馬光史學體系的重要一隅。作爲一個傑出的史學家，司馬光能以“無所抑揚，庶幾不誣事實，近於至公”（《資治通鑑》“魏文帝皇初二年”）作爲他編書記事的準繩，秉筆直書，略無忌諱，顯示出可貴的良史精神。
司馬光在經子方面多有著述，這些書中所包藴的學術思想也達到了很高的水準。《易説》以義理解經，不襲成辭，雖非體大思精之作，且今本多有散佚，但該書“於古今事務之情狀，無不貫徹疏通，推闡深至”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易説提要》），其中對一些根本性哲學命題的探討，影響了後來道學的發展。與此相貫通的是《潛虚》一書，這部象數之作開篇就表達了司馬光對世界本質的看法，提出了“虚”與“氣”兩個範疇，其易學宇宙觀頗有時代特性。在《法言集注》和《太玄集注》中，司馬光藉助注釋揚雄兩書，較爲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思想。司馬光非常推重揚雄，認爲：“孔子既没，知聖人之道者，非子雲而誰？孟與荀殆不足擬，況其餘乎？”（《説玄》）將揚雄置於孟子和荀子之上，在儒家諸子脈絡中地位崇高。這一認知取向，也在他的思想和實踐中留下了强烈的印痕。揚雄指斥“申韓之術，不仁之至”，司馬光即加以發揮：“禮樂可以安固萬世，所用者大；刑名可以輸劫一時，所用者小。其自然之道則同，其爲姦、正則異矣。”（《法言集注·問道篇》）對以申、韓爲代表的刑名法術多加否定，而特别重視禮樂之於國家秩序的奠基性。司馬光藉助注疏之體，對經子諸説加以釋疑祛惑，融會貫通，既注重字詞之辨析，更善於掘發其意義，甚至藉注諷時，表達思考，這些經子注疏中的議論構成了司馬光學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也與其政治主張密切相關。他的《家範》和《書儀》以日常倫理規範爲旨歸，折射出的正是司馬光建立穩定的人倫道德秩序的努力，是其禮治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另一種實現形式。總的來説，司馬光的經子著述雖未呈現出結構完整、邏輯嚴密的哲學體系，但其脈絡理路儼然自具特色而獨成一派。
司馬光不以文學名家，他自己曾言“至於屬文，實非所長”（文集卷十七《辭修注第三狀》），然客觀來看其文學造詣堪稱超邁，推爲一大作手毫無愧色。僅《資治通鑑》作爲敘事之文所達到的藝術高度就不容小覷，或可媲美《史記》，而與司馬遷並稱“兩司馬”，更勿説其别集所載詩文。明人馬巒在《司馬温公年譜》中説“温公之文不在六家之下，而不與並稱者，德業掩之耳”，將其文名不著歸因於德業太盛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他的散文尤其是大量的政論文，説理論事，精深透徹，不激不隨，風格醇茂，和平正肅，洵有西漢文章之風。他主張文有益於世，推崇“辭達而已矣”的爲文旨趣，認爲“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，無事於華藻宏辯也”（文集卷六十《答孔文仲司户書》），蘇軾論其作文“如金玉穀帛藥石也，必有適於用。無益之文，未嘗一語及之”（《司馬温公行狀》），想必可獲其首肯。他雖然自謙“光素無文，於詩尤拙”（文集卷六十《答齊州司法張秘校正彦書》），實則詩歌創作衆體兼備，文質相焕，或精工閒澹，或寄興悠遠，頗顯君子之風，時有憂時之慨，而洛陽時期諸作，寫景書懷，情態摇曳，允得騷人之旨。司馬光有感於歐陽修《詩話》之趣，因撰《續詩話》補其未備，所重仍與《六一詩話》相近，乃在詩之本事，偶有談藝妙解，可窺温公詩學卓識。至於存詞數篇，胥得小詞本色，亦一時風氣使然。
今將司馬光除《資治通鑑》外的所有作品匯聚於一編，庶幾可讓大家全面立體地瞭解這位文化巨人的貢獻和地位。諸書版本與整理情況，見附各書之前，兹不贅述。
王水照
二〇二三年暮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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